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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80家IPO终止,北交所占比超五成,基本面与严监管共同推动项目出清

2026-11-16 13:29:27 来源:聚合 作者:jackadmin 点击:

从板块分布来看,北交所终止企业数量达到 45 家,占比超过五成;从行业分布来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位居前三。

IPO 撤回背后,企业经营基本面承压、现场检查力度加大以及资本市场估值环境变化等因素交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在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基本面是 IPO 撤回的内因,监管是加速器,二级市场估值承压则通过募投项目可行性及对赌预期等间接施压。三者形成共振,但不同企业受到的影响权重有所不同。

在 IPO 审核趋严的背景下,企业主动撤回申请已不再意味着相关责任随之终止。对于券商投行而言,项目筛选和尽职调查的重心也正从 " 能否过会 " 进一步前移至 " 能否经得起穿透核查 "。

北交所终止企业占比超五成,三大行业较为集中

从终止企业的板块分布来看,北交所是年内 IPO 终止项目最为集中的板块。

根据上述 80 家终止企业名单统计,北交所共有 45 家,占比约 56.3%;科创板 14 家,创业板 10 家,沪市主板 6 家,深市主板 5 家。北交所终止企业数量明显高于其他板块,接近六成。

从时间分布来看,年内 IPO 终止项目并非均匀发生。7 月终止企业数量最多,达到 16 家;6 月和 10 月分别有 11 家,4 月有 10 家,9 月有 9 家。三季度累计终止 31 家,是全年以来终止项目较为集中的季度。

行业方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有 15 家终止,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 13 家,专用设备制造业有 12 家,通用设备制造业有 7 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有 5 家。

上述前三大行业合计 40 家,占全部终止企业的一半。可以看到,终止项目并非集中于单一传统行业,电子信息、化工材料及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均有涉及。

对于北交所终止企业数量较多的现象,田利辉认为,这并非单纯由审核标准变化所致,而是三方面因素叠加:一是北交所受理基数相对较大;二是中小企业经营波动和规范性短板相对更加明显;三是板块对于创新性与成长可持续性的校验不断强化。

" 盈利过亿亦未必过关。" 田利辉表示,企业能否满足上市要求,不能只看某一年度的利润规模,还需要综合考察盈利质量、持续经营能力以及创新属性。

业绩变脸与现场检查形成共振,撤回不再意味着免责

企业为何选择在 IPO 审核过程中主动撤回?在田利辉看来,基本面、监管和二级市场估值压力共同构成了当前 IPO 撤回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基本面是内因。

田利辉表示,根据其统计,年内终止企业中过半存在扣非净利润下滑的情况," 业绩变脸 " 是企业撤回申请的首要动因。部分企业在申报期间受到行业周期变化、市场需求波动等影响,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发生变化,原有上市预期也随之受到影响。

从企业申报审核的实际情况来看,利润规模并非判断企业上市质量的唯一标准。经营性现金流与利润是否匹配、客户集中度是否合理、研发费用归集是否准确,以及收入确认是否审慎等问题,都可能成为审核问询和现场检查的重点。

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2026 年以来现场检查力度持续加大。截至 10 月 23 日,中证协年内已公布五批 IPO 现场检查名单,累计 51 家企业被抽中,超过 2025 年全年随机抽查的 16 家。

部分企业被抽中现场检查后仍选择撤回申请,但撤回并不意味着相关责任终止。

易加增材就是一个受到市场关注的案例。该公司于 2026 年 3 月撤回科创板 IPO 申请,但监管部门后续仍完成相关核查。7 月,上交所对公司及三名时任高管采取监管警示措施,两名保荐代表人也因尽职调查履职不到位受到处理。相关问题涉及研发内控执行、研发费用披露及保荐核查等方面。

田利辉认为,现场检查抽查比例已从 5% 升至更高水平,叠加 " 撤回不免责 " 机制落地,使得撤单从过去相对低成本的退出选择,转变为可能伴随确定性监管成本的行为。监管检查的威慑作用也由审核末端进一步前移。

此外,二级市场估值承压也会对企业上市决策形成间接影响。田利辉表示,市场估值变化会影响企业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判断以及原有股东的对赌预期,进而影响企业是否继续推进 IPO。

券商投行项目筛选前移,尽调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验证

IPO 撤回数量增加,也对券商投行业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 IPO 项目中,保荐机构不仅承担申报材料制作和审核问询回复工作,还需要对发行人的业务、财务及规范运作情况进行充分核查。随着现场检查力度加大以及撤回不免责机制逐步落实,项目质量和中介机构执业责任进一步受到关注。

田利辉表示,当前 IPO 审核已出现实质性收紧,投行项目筛选正在从 " 能否过会 " 前移至 " 能否经得起穿透核查 "。

具体来看,券商在项目立项阶段将更加关注经营性现金流与利润的匹配程度、客户集中度、研发费用归集以及科创属性的真实性;在尽职调查过程中,也将从过去偏重形式合规,进一步转向对业务真实性、财务数据及关键经营环节的实质验证。

与此同时,撤否率也可能进一步纳入投行内部考核及薪酬递延追索机制,项目质量管理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不过,田利辉也指出,监管压力在不同机构之间的传导并不均衡,部分中小券商撤否率偏高,反映出投行执业能力和项目质量管理仍存在差距。

对于券商而言,IPO 撤回数量增加并不只是项目退出的问题,还可能影响投行项目储备、保荐业务收入以及人员资源配置。如何在项目承揽阶段识别潜在风险,避免项目进入审核后才暴露重大问题,将成为投行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IPO 申报趋于择时择质,并购等退出路径有望发挥补充作用

对于未来 IPO 市场,田利辉认为,企业申报节奏将更加趋于 " 择时、择质 "。

在企业端,部分拟上市企业可能选择先进行规范整改,再启动 IPO 申报,减少过去 " 先递表占位 " 的情况;在券商端,则可能进一步做厚项目储备、收窄申报范围,将资源集中于经营质量较好、业务模式清晰且能够经受穿透核查的企业。

与此同时,港股上市、并购重组等也可能成为部分企业的替代路径。

田利辉认为,IPO 审核趋严并不意味着上市融资供给必然出现大幅萎缩,而是供给结构可能进一步向硬科技和盈利质量更高的企业倾斜,过去积累的排队项目也有望逐步出清。

从资本市场整体生态来看,入口质量改善有助于降低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推动新股询价更加贴近企业基本面,进而改善一二级市场之间的定价关系。与此同时,并购重组可以为部分未能通过 IPO 审核的企业提供新的发展和退出路径,使一二级市场之间的循环更加完整。

不过,田利辉也提示,IPO 审核制度改革真正需要检验的并非阶段性收紧的力度,而是监管要求能否长期、稳定地执行。对于投行机构而言,未来竞争的关键也将从项目数量逐步转向项目质量和专业执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