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硕士因本科非北大年薪被降5万】近日,一北京大学硕士发文称,因本科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被雇主将原定的40万元年薪降至35万元。当事人对此感到气愤,认为这意味着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陈女士2013年考入成都理工大学,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拿到了一家私立学校的录用通知,年薪40万元。为此,她推掉了好几个其他offer,一切似乎尘埃落定。然而,就在即将入职时,人事部门复核档案发现她本科并非北大毕业,随即要求对她进行“二次复试”,并将年薪直接从40万元砍到35万元。薪资下调的唯一缘由,仅仅是第一学历不是顶尖名校。陈女士坦言,得知结果的那一刻满心委屈,心里的落差和不甘,甚至比备考北大读研时的压力还要大。她深刻体会到,第一学历的偏见会让努力多年的人屡屡遭遇职场不公。
“它意味着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陈女士说,自己凭借实力跨越层级考上北大硕士,早已证明了突破原生短板的能力,可这一切在“第一学历”面前,仿佛瞬间被打回原形。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孤例——
案例一:五轮面试全过,止步于入职审批。 湖南“00后”小缪,从专科起步,通过专升本考入本科,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东北农业大学硕士,八年时间换来一纸“双一流”高校硕士学位。2026年春招,他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五轮线上面试,却在入职审批环节被HR告知:“你第一学历是专科,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而此时,他已经辞掉了原来的工作。他试图争取:“薪资可以再降一点”“可以先试用”,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我只是‘第一学历’不好,并不是有‘案底’。”小缪说,那个夜晚他失眠了。
案例二:985博士连续被拒11次。 据报道,某985高校博士在求职中连续被拒11次,原因之一就是第一学历“不够亮眼”。一个手握顶尖学历的博士,却因为本科出身被反复刷掉。更有同济大学博士毕业的求职者,连续投递多家头部企业都在简历初筛阶段就被淘汰,只因第一学历为专科。
这些案例背后是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教育部2025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在庞大的求职基数面前,部分企业为降低筛选成本,倾向于用学历标签进行快速过滤,而“第一学历”正是其中最常见的一张过滤网。
“第一学历”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定概念。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政策及文件中,从未使用过“第一学历”这一表述,强调“第一学历”本就带有歧视意味。
从法律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在司法实践中,基于学校出身的“第一学历”歧视,常被归入违反平等就业权范畴。然而,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所指出的,我国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虽规定了平等就业权,但“无相应的行政处罚条款,对于用人单位设置‘第一学历门槛’并无明确禁止,也没有确切的定义、认定标准、救助体系”。
换言之,法律精神上禁止歧视,但操作层面缺乏“牙齿”。政策层面,2026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明确要求“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作为限制性条件”,并强调“依法查处就业歧视等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加强就业歧视治理,坚决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袁亚湘则进一步建议:加速推进反就业歧视法立法进程,确保用人单位在招聘与晋升中明确非歧视条款,针对滥用“第一学历”等隐性歧视行为实施惩处措施,并明确公益诉讼程序,引导受歧视者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高考是人生的一场考试,却不该是终身的判决书。当一个人用数年时间完成从普通本科到顶尖名校硕士的跨越,这份跨越本身就是能力最有力的证明。企业用“第一学历”做筛选,省下的可能只是几分钟的简历审阅时间,失去的却是一个真正有韧性、有后劲的人才。拆掉这道隐形门槛,不仅需要法律长出“牙齿”,更需要整个社会真正学会——看一个人的能力,而非他的出身。
“它意味着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陈女士说,自己凭借实力跨越层级考上北大硕士,早已证明了突破原生短板的能力,可这一切在“第一学历”面前,仿佛瞬间被打回原形。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孤例——
案例一:五轮面试全过,止步于入职审批。 湖南“00后”小缪,从专科起步,通过专升本考入本科,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东北农业大学硕士,八年时间换来一纸“双一流”高校硕士学位。2026年春招,他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五轮线上面试,却在入职审批环节被HR告知:“你第一学历是专科,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而此时,他已经辞掉了原来的工作。他试图争取:“薪资可以再降一点”“可以先试用”,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我只是‘第一学历’不好,并不是有‘案底’。”小缪说,那个夜晚他失眠了。
案例二:985博士连续被拒11次。 据报道,某985高校博士在求职中连续被拒11次,原因之一就是第一学历“不够亮眼”。一个手握顶尖学历的博士,却因为本科出身被反复刷掉。更有同济大学博士毕业的求职者,连续投递多家头部企业都在简历初筛阶段就被淘汰,只因第一学历为专科。
这些案例背后是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教育部2025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在庞大的求职基数面前,部分企业为降低筛选成本,倾向于用学历标签进行快速过滤,而“第一学历”正是其中最常见的一张过滤网。
“第一学历”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定概念。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政策及文件中,从未使用过“第一学历”这一表述,强调“第一学历”本就带有歧视意味。
从法律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在司法实践中,基于学校出身的“第一学历”歧视,常被归入违反平等就业权范畴。然而,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所指出的,我国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虽规定了平等就业权,但“无相应的行政处罚条款,对于用人单位设置‘第一学历门槛’并无明确禁止,也没有确切的定义、认定标准、救助体系”。
换言之,法律精神上禁止歧视,但操作层面缺乏“牙齿”。政策层面,2026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通知,明确要求“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作为限制性条件”,并强调“依法查处就业歧视等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加强就业歧视治理,坚决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全国政协委员袁亚湘则进一步建议:加速推进反就业歧视法立法进程,确保用人单位在招聘与晋升中明确非歧视条款,针对滥用“第一学历”等隐性歧视行为实施惩处措施,并明确公益诉讼程序,引导受歧视者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高考是人生的一场考试,却不该是终身的判决书。当一个人用数年时间完成从普通本科到顶尖名校硕士的跨越,这份跨越本身就是能力最有力的证明。企业用“第一学历”做筛选,省下的可能只是几分钟的简历审阅时间,失去的却是一个真正有韧性、有后劲的人才。拆掉这道隐形门槛,不仅需要法律长出“牙齿”,更需要整个社会真正学会——看一个人的能力,而非他的出身。










